历史哲学专栏：会通、理势必至、理势合一

会通　中国传统史学观察历史的一种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指将搜集到的各种史料文献作融会贯通的理解，包括对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纵向）和各个方面（横向）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观察和研究，以求得对历史整体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上明确提出会通的思想并将之付诸《史记》的撰述。他提出“通古今之变”，即：“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太史公自序》）由于司马迁以后的正史撰述是断代王朝史，会通思想在史学上相当长时期没有得到实行。南宋郑樵在总结唐宋时期通史撰述的基础上，对“会通”作了深刻阐述，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孔子）总天下诗书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变。”（《通志·总序》）又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夹漈遗稿·上宰相书》）郑樵的会通观包含着必须将对历史作纵向和横向的考察研究结合起来的思想。从纵向说，就是“极古今之变”，以通古今之道；从横向说，就是总天下诗书会于一手，以“同天下之文”。清章学诚对会通思想作了总结。《释通》篇提出通史之修有“六便”和“二长”，并对唐宋以来的会通史著分别作了评述。他盛赞郑樵的“会通之义”及其《通志》，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文史通义·申郑》）并提出通史是“体圆而用神”，视通史为史著撰述的最高准则和境界。“会通”是中国文化的“通变”精神在史学上的体现，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特征和方法。

理势必至　明王廷相的历史哲学命题。针对朱熹在历史观上把“理”与“势”分成“两片”的观点，把“理”这一概念引进历史观，用以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以“势”这一概念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现象。“势”，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必然趋势。王廷相以“势”的观点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解释“孟子之道不得行于战国，岂皆齐、梁之君之罪哉？亦其势然尔。当是时，秦为富强之国，其民勇于战斗，视山东之国，不啻什之二矣。六国之合纵，亦岂其势之得已哉？”“秦人一出，而六国之人皆动。当是时也，民求免于死亡困苦，不可得矣。虽有圣王不忍之心，仁义之政，安所从而施之？故曰势之不可为也。”（《慎言·保傅》）认为“世道日文”，社会大兴琼宫瑶台和金石丝竹，并非“帝王之所尚”，而是“日趋之势”（同上）所决定。他还认为社会“危乱乃积势而然”，要想拯救社会危乱，不能依靠“正人心”之法。说：“势已抵于危乱，非素负节义、才足拨乱不能返。及变而始正人心，儒之迂者乎！”（《雅述》下）又进一步讨论“理”与“势”的关系。认为势的发展是由理这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起作用。因此，理与势不可分开。由此进一步提出“理势必至”和“理因时致宜”的论点。他论证“理势必至”思想说：“民苦思乱，乱久思治，治则思休，乃理势必至之期也。汉惠高后之际，奚有先王经国之谋以施诸世？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直以海内脱战争之苦，遂生养之计，故上下乐于休静耳。由是观之，有国者恶用苦民为哉？”（《雅述》上）他论证“理因时致宜”思想说：“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近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雅述》下）王廷相的“理势必至”和“理因时致宜”的思想，反映出已初步认识到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中包含有规律性。

理势合一　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的一种历史哲学观。“势”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在王夫之之前，我国古代思想家如柳宗元等对“势”皆有论述。王夫之不仅重视“势”，而且还进一步探讨这种趋势中所蕴含的规律性，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哲学观。他认为“势”的必然即是“理”，“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理者，势之顺而已矣，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已。”（《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又提出“势因乎时，理因乎势”，“理之顺，即势之便也”（《尚书引义·武成》），即遵循历史规律的方向才能形成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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