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范式研究可见，作为一般的生产过程，数字经济泛指通过信息技术和数据手段进行的经济活动总体，也包含制造和使用数据这一过程本身；作为特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行的数字经济，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具备三个显著特征：生产界限模糊、进行数据控制以及存在全方位监视。Fourcade,M.算法时代的社会权力：序数权 | The British of Sociology随着经济和社会融合范围的扩大，对人员进行分类、排序、插置和缩放的可能性也在增长和多样化。与早期精英统治的崛起相呼应的是，这个新的模型产生了自己的赢家和输家，部分是在重复旧的不平等，部分是在创造新的不平等。对关心自我和个人健康的需求逐渐增多，削弱了历史上公民权利扩张赖 以兴盛的普遍团结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本文所称的序数权（Ordinal citizenship），一种以社会测量、分化和等级制度为基础社会包容的形式。程佳朦、戴严科等：宗族文化与家族所有权集中度：来自中国的证据 | China Economic Review本研究探讨了家族所有权集中度的一个文化决定因素。利用手工收集的中国族谱信息和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我们发现宗族文化的影响与家族所有权集中度的显著提高相关。通过利用企业家的出生地信息，我们能够将继承的宗族文化的影响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分开。为了进一步确定因果关系，我们还采用了工具变量回归策略，探索其潜在机制。”对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政治学、社会学理论能够持续前行的不二之法，当代学人在对研究政治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律或主要规律的提炼和浓缩时，发展了对应用研究提供有指导意义的共同理论基础的概念。“
名家对话 | 徐勇 郭忠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意识与方法——基于田野政治学的视角概念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契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理论已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基于本土经验，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则是这一自觉的出发点。华中师范大学“田野政治学派”徐勇教授先后提出东方自由主义、家户制、农民理性、祖赋人权、关系叠加等一系列重要概念，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和政治提供了重要思路。这是《美国政治学年鉴》杂志对Skocpol（斯考切波）的访谈记录。在节选部分中，这位著名学者讲述了自己的生平背景、职业生涯、各代表作的研究心得，并在文末回顾了在学界争取权利的艰难历程，寄语有志学术的后代学者。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 | 《社会学评论》社会科学自其诞生以来在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上一直受到自然科学的思维逻辑和方法的影响。本文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逻辑和方法上八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并提出这些区别的本源就是人的特性，即人是又有本能，又讲策略，又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访谈纪要 | 专访朱迪思·巴特勒：当代公共领域的反思在这次对话中，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供了她对公共领域的见解，以及对作为政治主体性核心维度的公共领域在当前的转变的见解。从她自己对哈贝马斯经典著作的理解开始，这次采访围绕着它与其他经典著作(如汉娜·阿伦特)的联系和时政辩论展开。”3月伊始，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混合战争逐渐白热，关于战争与和平、国家的兴衰主题成为学界关注的另一焦点。裂土重建，谁让人间值得？凛冬守夜，谁在点燃篝火？深陷险地，为陌生人的不幸悲伤；是根植内心的勇气，是对抗宿命的相信。“
方法研究 | 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对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博弈模型本文是唐世平教授于2022-01-25日公开预测“俄罗斯将大概率出兵乌克兰”的英文原文的中文翻译版本。为了方便读者对照阅读，英文版附在中文版之后。鉴于这个包含了模型的短文并不是一个学术文章，因此行文风格并没有那么“学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唐世平教授并未对文章的内容做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动。俞可平先生认为，帝国研究的回归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背后反映出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全球化一方面动摇了以主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又未能给人类提供有效的新世界秩序。而帝国作为历史上主要的政治环境，难免激发起现代人的“帝国想象”。全球化究竟是如何影响和冲击现代政治秩序的？批评“战争建构国家”？领土国家的经济起源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作者发现有证据表明，经济发展和城市增长模式的变化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政治权力的分散，而在另一些地方则形成了地理意义上的大领土国家。利用某些地理区域支持大量人口的随机气候偏差，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variables approach）表明，城镇的出现导致了小型和独立国家的形成。本文作者当年作为国际管理学类顶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美国管理学会学报）的编辑之一，在审稿过程中发现，许多声称使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研究的文章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归纳了作者发现的六大误区，为即将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者提供引导。”这三年，应然变成竟然，当然变成居然，一切都在打破，一切又在重建，一蔬一饭，寒来暑往，“新的历史特点”浮现日常生活的基本面。关注新现象、使用新方法、创造新理论，将是学术的未来。“
赵静：执行协商的政策效果：基于政策裁量与反馈模型的解释 | 《管理世界》本文构建政策裁量与反馈模型以解释现实中执行协商出现的多种政策效果。两个关键的政策属性要素，政策裁量性和政策反馈性决定执行协商机制的功能发挥，出现政策结果调试、政策结果偏移、政策结果见效、政策结果失败4类情况。《宝可梦GO》的社交属性与其对公共卫生政策作用 |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本文识别了使用LBS技术（围绕地理位置数据而展开的服务）的手机游戏《宝可梦GO》对抑郁状态的影响。这款鼓励户外运动、线下社交的定位手机游戏，对缓解非临床抑郁症状具有一定效果。社会网络分析的新发展 |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这篇关于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综述确定了组织（organizations）中人际社会网络研究的最新趋势，并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着重于概念基础。本文围绕两个社会网络主题展开：结构洞与中介者（structural holes and brokerage）、连接的本质（nature of ties）。社会科学中的时间性: 时间政治社会学的新方向 |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这篇综述把最近三本关于时间和政治的书放在更广泛的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中，并呼吁建立时间政治社会学。本文认为，发展一种将时间作为权力要素的概念机制，对于建立跨经验材料和跨学科的对话至关重要。最后，本文为时间政治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三条途径。计算文本分析：法国大革命辩论中的个人、制度和创新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法国大革命的实验为未来全球的革命和民主事业树立了模板，但它本身却没有模板可以参照。本文利用重新整理的革命第一议会的手稿，对这一实体如何实现创新进行了一个量化分析。作者使用信息理论追踪用词模式在四万个演讲和一千名发言者之中的创造、传递和消亡。注意力的政治经济学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近年来，注意力已经成为一个受政治、经济、道德等诸领域关注的议题：从用户的注意力被数字平台商业化，到青少年由所谓沉迷电子设备而丧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虽然注意力很少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点，但很多时候作为关键概念包含在讨论和子领域中。本文回顾人类学领域涉及注意力的初步研究，识别其中潜在的研究路径，从而进一步探索注意力技术如何有意无意地塑造人类的身体、心智和文化。”社会学与政治学都善于在历史情境中寻找暗藏在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归因果，时间归偶然。一沙一天地，极微即无穷。时间是世界的量器，世界是时间的容器，真理即在其中。”
Political理论志近期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唐世平教授进行了采访。唐世平教授是当今最具国际影响力、亦是亚洲最优秀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之一。在本期访谈中，唐世平教授就其族群冲突的研究经历分享了富有真知灼见的经验体悟，并深入回应了理论志编辑部提出的一些问题。汪仕凯：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争议话题 | 《社会学研究》阶级形成是分析工人阶级的重要概念。本文通过文献梳理试图从阶级意识、阶级反抗的理由、阶级形成的场域、阶级形成的关键条件、阶级形成的模式等五个方面来展现阶级形成所包含的内容。路 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 | 《管理世界》
“本文不论是从选题价值、研究内容还是写作笔法而言，都是具有经典意义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探究中国高铁这一大国工程的技术进步之源，这是我国在战略性复杂产品系统工业中如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而这一点在二十大报告中也得到了高度关注。本文旗帜鲜明地指出，走上自主开发道路和形成以高铁替代传统铁路的“方针”是成就中国高铁的两个直接因素。不同于流行的事后功能式解释，本文通过还原真实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在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强调了国家（特别是最高决策层）对于发动铁路激进创新的关键作用，并说明了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如何使得这两个要素的实现成为可能。
本文在很多方面都是极富开创性的：首先是跨学科对话。本文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高铁技术的成长过程，一方面，把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宏观分析层次下沉到产业和技术创新层面，为解析宏观结构与宏观结果之间的因果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又弥补了管理学和经济学视角下创新研究的不足，把复杂的政治过程和历史演进过程带回到分析中。其次是具有冲击力的观点。比如，本文指出，中国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将越来越取决于在系统层次上的自主创新，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战略、政策和体制的问题。系统集成者（国家）需要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需求与技术变化的可能性相结合，形成关于系统的新概念，也需要为实现新概念去定义或重新定义大系统的架构，但不需要直接控制核心工业领域以及相关工业的技术进步，而是要让子系统或“模块”保持技术研发和市场营销的独立性。
在文章写作上，本文抛出的puzzle引人入胜，理论梳理简洁到位，在与竞争性假说的论战中突显观点，素材丰满充分，论证清晰有力，读来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恢弘的气魄，足见作者扎实的工业史基础、丰富的田野经验、开阔的格局和敏锐的洞察力。”
（推荐者：姜子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助理教授）
李 辉 唐世平：位置、位置、还是位置：石油区位何以导致族群战争？| CPSR真正将石油与族群战争的爆发联系起来的是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而非石油收入、租金以及分布上的相对分散或集中的程度。当一个少数族群的核心领土拥有大量石油时，该族群更有可能反抗一个由另一族群主导的中央政府，因而石油与族群战争的爆发密切相关。Acemoglu等：超越现代化理论：政治制度发展的权力-文化路径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现代化理论是政治科学的基石之一。本文概述了不同于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发展模式，将政治权力的分布（distribution）与政治文化相结合。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可以称为“属性”（attribute），它们可以合并为更大的文化配置（configuration）。理论如何能表征社会现象？| Sociological Theory”本文超越了本体论和规范性的争论，立足于实证研究，从元理论的视角出发，深刻探讨了社会理论与客观现象的联系，说明了抽象理论何以重要，给予社会科学研究者丰富的启示。“（推荐者：陆逸超，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理论志政治学1组组长）”文献综述是对先前发表的关于某个主题的作品的评论、概述或思考，无论哪种方式，通过综述反思过去，相信记忆并非虚妄，确信不可见的真理，才能守护历历在目的当下。”
张长东：比较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理论发展 |《北大政治学评论》
“本文在国家理论领域堪称不可多得的学术史作品。在战争爆发、疫情蔓延、经济衰退、社会运动频发等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逆全球化趋势引发很多人士的担忧。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被超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次国家行为体（如地方政府、个人）所淹没的国家角色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同样呼唤国家承担起重要角色。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显得格外有价值。本文将国家理论放置于时间长河中，绘制了一幅简明扼要的理论地图，分析了该理论的历史脉络、当下进展和未来方向。本文深切把握住了国家理论的脉搏，足见作者深厚的理论积淀、开阔的视野和犀利的眼光。本文首先梳理了韦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等经典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概念和国家类型，展示了代表性人物的核心观点间的差异和演进，为我们理解国家的基本意涵提供了视域广阔而层次分明的图景。
其次，本文回顾了国家理论从“国家缺席”到“重新找回国家”的发展历程。从中可见，国家理论如何在与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以社会为中心的竞争性理论的激烈交锋中逐渐浮现，并在20世纪80年代酝酿兴起了以Skocpol、Krasner、Evans等学者为旗手的、影响深远的“找回国家”运动（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这一运动的重要贡献在于，以韦伯的理想型国家概念为基本出发点，强调了国家作为独立行动者的角色，开启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经典议题，也很好地解释了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实践经验。后续学者大多是沿着批判发展“国家回归学派”的道路前进，特别是该理论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由此引发了以Migdal、Evans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反思。他们重新把国家放回到社会情境中，发展出了“社会中的国家”、“嵌入式自主性”等概念。
上述国家研究大多基于静态比较，而90年代兴起的国家建构研究则把国家（自主性和能力）作为因变量而非自变量，通过梳理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来探究其背后因果机制，形成了强调军事—财政模型、统治者作用、精英的团结机制等因素的西欧国家建构理论，强调内外部资源可获得性、殖民历史、政治地形学、内外部战争等因素西欧之外的国家建构理论，以及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家重建。最后，作者指出了国家的抽象性、复杂性和变动性给研究带来了巨大挑战，并倡导学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扎根中国大地、开拓国家研究的中层理论。”
（推荐者：姜子莹，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助理教授）
胡 悦：实验室实验：政治科学研究的一种有效方法? | 《国外理论动态》基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效度理论，实验室实验设计可以实现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双高”，并进一步讨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需遵循的设计要求和技术条件。本文还结合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实际指出该方法在推进中国学术界在政治行为、政治认知等方面的研究潜力，并阐明了它与前沿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相结合的发展路径。马得勇 陆屹洲：国家形象形成的心理分析 |《国际政治科学》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媒体信息接触、政治知识或信息储备对个体有一定的影响，但国家形象仍然具有稳定的、差异化的政治心理基础。特别地，个体的基本政治认知图式会和国家形象产生明显的匹配效应，即偏爱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的民众会更喜欢崇尚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国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于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张春满 郭苏建：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脉络、议题、方法、前景 | 《政治学研究》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国外学者开展中国政治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路径对于本土的中国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对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的中国政治研究的梳理分析发现，一方面，美国期刊中的中国政治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并取得了较好的学术效果。这首先表现在研究议题从比较单一的宏观主题向更加丰富的中观和微观层次主题转型。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 New Lift Review本文目的在于分析《狱中札记》中的领导权（hegemony）概念，考察其运用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阶级分析中的有效性，最后评估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语文学的：试图厘清葛兰西狱中思想的真正意涵，对他的思想进行溯源分析，并探讨其中所反映的同时代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也就是葛兰西思想的理论背景。”中国的官僚制度表现出企业家积极性和官僚惯性之间、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制度之间以及高响应性和明显松散耦合之间有趣的二元性。这一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为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提供了治理的组织基础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周雪光（2021）。”
中国纵向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 China Quarterly本文通过实地调研访谈以及对全国范围区县级官员任免的数据分析, 论证了这一系列的制度适应如何意外地导致了省级和地级市政府之间的财政冲突。不同于以往关于中国制度演进的研究往往着重于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主体的交互, 本文展示了政府行为主体之间的互相作用如何从根本上转变行政治理的动态格局。政治学如何分析遇刺？一个基于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刺杀是引人关注的政治暴力行为之一。传统观点认为，这种事件往往对国家产生实质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我们通过对1952年至1997年间西方各国所有遇刺事件的分析，研究遇刺对政治稳定的影响程度。本文通过评估经历过遇刺的国家的政治动荡、不稳定和内战的程度来研究刺杀的政治后果。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刺杀与权力交接和政治动荡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何艳玲 李 妮：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获取相对竞争优势，地方政府开始为“社会创新”而竞争。为“社会创新”竞争，源于结构变迁、制度压力与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围绕创新的竞争或许能够促进地方政府转向基于公共利益的竞争，迈入为善治而竞争的轨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回应性：一个研究综述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本文认为，考虑所有三种类型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新文献为发展学界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回应能力和问责制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支持。比较官僚政治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本文从比较的视野展开对公共官僚机构的分析。通常而言，官僚组织需要处理两种层面的困境：第一，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与向上负责（问责）之间的矛盾；第二，官僚遵从既定法规的要求与效率优先的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我们回顾了以往有关这两种问题的众多研究，特别地，我们尤其关注三种关键结果：经济发展、腐败和公共服务质量。”大地给予营养，田野赐予力量。田埂上的一条条线，使得你我命运的曲线相交，便是世界的经纬。”
名家访谈 | 项 飙：在不确定的世界，建设自己的大后方距离项飙上次回国已经过去了三年。在这三年里，社会和个体都经历了艰难的挑战，很多人要为摇晃的生活重新建立逻辑和秩序，但这种努力有时候并不成功，始终有一个问题悬在头顶：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周飞舟：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 | 《中国社会科学》围绕社会关系在政府行为中的作用问题,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努力,并逐步突破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范式。其中,迈向具有历史维度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超出政府行为研究的特定领域和范围,它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徐 勇等：族与群：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与当代价值——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 《政治学研究》本文从关系叠加的视角，以“族”和“群”为基点分析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特点与变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这就是“族”和“群”。由中国的“族”和“群”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相互渗透、国家组织社会并高于社会、国家治理能力具有特殊价值。陈家建等：项目制的“双重效应”研究——基于城乡社区项目的数据分析 | 《社会学研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推进公共服务均衡，产生了宏观层面均等化分配现象；但是在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为了更容易应对考核任务，倾向于把项目分配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地方层面的两极化分配现象表明，项目制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管理目标替代政策目标的问题。张 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对案例研究究竟要做什么，中国学界尚缺少系统的标准。而案例（定性）和统计（定量）研究的所谓“对立”，一直在方法、立场和主题层面争辩，尚未在研究目标的专业标准意义上得到分析。案例分析的目标不是讲故事，而是产出知识，因此需要遵循认识活动共享的一般逻辑和原则；案例分析可以提供的知识类型不止一种，比如解释（原因）知识、理解（特征）知识或规范（原则）知识；案例作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性关系；案例的独特性有必要和一般性知识建立关联，从而使得具体案例可以和已有的知识发生对照；案例研究的优势之一，是系统展现因果机制和过程；零散多样的独立案例能够有意义，原因在于它们产出的知识，在相关知识体系中具有累进性位置。（推荐者：吴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王权的更迭引发了学界对西方君主制度的思考，帝国时代已经过去，总有一些东西不可被击败、无法被战胜、不能被征服，重新丈量尺度，重新发现世界。”
君主制何以兴、何以衰？一项政权类型兴衰的实证研究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君主制是前现代的主要统治形式，并在少数几个国家持续存在。本文其兴衰提出统一的理论解释。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君主制为社会规模庞大、公民彼此孤立并因此难以协调的原始秩序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当沟通成本下降时，其效率受到其他领导选择方法的挑战，从而降低了公民协调的障碍。这解释了它在前现代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及其随后的消亡。预测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政治预测因其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是备受关注。由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领衔的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率先将ABM（Agent-Based Modeling）方法应用于政治预测，并成功预测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16、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其成果不仅发表在PloS One以及《政治学研究》等中外知名期刊上，而且相关预测结果报道也激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
任剑涛：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 《社会科学战线》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因果链的结构 | Sociological Theory社会学家越来越关注社会世界中的因果关系的机制，但机制性的因果关系的一个方面尚未被充分考虑。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家们感兴趣的大多数现象都由多个按顺序运行的机制产生的。然而，因果链，也就是顺序链接的机制及其背景条件，不仅在实质上因他们的内容而异，而且在结构上因他们的形式特征而异。在本文中，作者研究了因果链的性质，理清了它们在结构维度的不同，并举例说明如果将因果链及其结构置于研究前沿，那么对社会现象的机制解释将更为完善。李里峰：历史学的想象力:求真、求解与求通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历史学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在近百年来却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所谓“历史学的终结”,究竟是对事实的判断、对未来的预测,抑或只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学以“求真”为目的,同样需要辨析:求真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最高目的乃至唯一目的,抑或只是多种目的之一?历史学家所“求”之“真”,是绝对真实还是相对真实,是全部真实还是部分真实,是完全客观的真实还是具有主观色彩的真实?”当代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社会学开启了一道将新兴计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带入国家能力研究中的‘大门’，10月理论志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以飨读者。”
国家能力、战争和发展 | Econometrica本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结构，其中国家能力被模拟为政府的前瞻性投资。该方法强调了国家建设的一些决定因素，包括外部或内部冲突的风险，政治稳定的程度，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将这些国家能力投资与发展和增长的模式联系起来。何以古代中国统一而西方分裂？|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本文研究了中国与欧洲各自政治集权与政治分裂的原因和后果。我们认为，严重而单向的外部威胁助长了中国的政治集权，而欧洲则面临着更为广泛但规模较小的外部威胁，从而保持了政治分裂。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政治集权导致了更低的税收水平，并带来和平时期的人口快速增长。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更容易遭受偶然的负面冲击。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得到了有关中国和欧洲的战争、首都地理位置、税收水平和人口增长等历史证据的印证。地方精英如何强化国家能力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本文探究了低能力国家（low-capacity states）选择征税官员时在地方精英（local elites）与国家代理人（state agents）之间的权衡。本文研究了一个来自刚果（金）城市的随机化政策实验，以观测地方精英与国家代理人在社区中征收财产税的差异化效果。实验发现，与国家代理人相比，城市社区首领（city chief）提升了民众3.2%的纳税遵从性，在征税额上高出了44%。即便社区首领索取了更多贿赂，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支付税款的内在动机（即税收道德，tax morale）或对政府的信任。因果与历史：历史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路径｜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兼有历史和社会科学视角的研究有三个因果解释路径：形态学方法（morphological）、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variable-centered）和溯源法（genetic）。这三个路径在它们的实施方法（modi operandi）、寻求的模式类型、潜在假设和面临的挑战上存在差异。形态学通过从社会历史现象的事实分布中发现模式来探求细致的因果关系。因此，它依托于对数据形成过程的描述性。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通过探究经验类别间的关联来探究因果关系。它基于如下两个假设：这些类别先验地存在因果关联，且每个类别被证实在不同事件中有相同意涵。溯源法通过找出事物出现或产生的模式过程来解释因果关系。迈向历史化的社会学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历史社会学一直由实质性问题的设置、以经济利益和理性化概念为基础的理论词汇以及对比较的方法的投入构成。最近，这种构成在每个方面都被破坏了：比较-历史方法从具体的历史难题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从共变分析向历史过程理论的转变，以及新的实质性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阐述了新的论点。对历史过程的更多关注为定义案例和构建研究选题的新策略提供了参考，突出了不同类别的经验问题：社会笼框（social caging）、群体形成（group formation）和多重秩序（multiple orders）。DID+IV方法的历史社会学论文：血缘关系：魏玛德国的边境口岸和反犹主义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本文通过对纳粹时代前魏玛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地方性变化的研究来阐述我的观点。对犹太人祸害的统计分析和对当地反犹太主义报告的深入探讨，揭示了魏玛共和国的多元化是如何在生活在国家边缘的中下阶层成员中开始侵蚀的。在此过程中，我提请注意仇外心理的空间来源，并证明国家之间的边界激活了国家内部的边界，为多元主义和国家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带来了新的启示。史普原等：派生型组织：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组织分析 |《社会学研究》本文探究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一种普遍类型——派生型组织，它们名义上是独立法人，但在人事、财务和核心决策等方面附属于政府部门。作为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派生型组织构成“部门统合主义”的一环，借由中国式项目制，行政部门在此实现了“单位制”的再生产。本文提炼出三组命题，系统解释了派生型组织的产生、维系与变革过程，指出这是在三对组织要素间进行张力调适的结果。（推荐者：卢志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Political理论志编委会召集人）”11月我们经历了一个不确定性的阶段，我们随波逐流，我们跌宕起伏，我们被重新定义，我们被不断提醒：疫情前的世界正在加速远遁，从田园牧歌快进到沧海桑田仿佛一日百年。人们生活在继续，国家建设也在继续。”
因果机制解释：战争能引发官僚化变革吗？|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战争与官僚制的关系一向是国家建设、国家形成研究的经典议题。相较之前主流文献对西欧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战争与官僚制关系的关注，Kiser和Cai这篇2003年的文章将注意力转向春秋战国时期，将秦国战争与官僚制改革关系作为经典理论的异常案例。因此，该文也经常作为其他中国早期国家建设研究的对话文献（Hui,2005；Zhao,2015）。
这篇文章的创新点在于，相比经典文献的结构化历史叙述，作者依托委托-代理理论，从微观的理性选择与中观的组织特征两方面，为战争与官僚化的宏观结构建立起因果机制的解释（参见figure 1）。
这种将微观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宏观的国家-社会关系相结合的尝试，也可以在近年来周雪光、周黎安等人对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研究中发现（周雪光，2017；周黎安，2022）。事实上，对这一理路的系统考察，可以查看Kiser本人1999年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不同学科中代理理论的比较研究（Kiser，1999）。这篇对秦国官僚制的代理关系分析维度（monitoring，sanction，recruitment）就来自上文。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Kiser与Cai在文末讨论部分提出的假设：正因为位于文明系统边缘地域，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与中世纪至早期现代的英国才能进行官僚化改革。这种对“边缘性”的关注，呼应着曼的“间隙涌现”（Mann，2012）、沃勒斯坦的“半外围”（ Wallerstein，2011）、柄谷行人的“亚周边”（ Karatani，2014）乃至阎步克的“部族武力体制化”（阎步克，2017,2018）等经典理论命题。“
（推荐者：金田野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系 讲师，硕士生导师，师资博士后）
铁路改变国家：火车如何巩固民族国家建设 | BJPS本文考察了铁路发展、初等教育扩张与国家统一课程推行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十九世纪瑞典地方教育的数据，作者说明了铁路网络的拓展增强了国家督学对地方执行国家教育法律与政策情况的监管。具体而言，在督学乘坐火车可到达的地方，有更多的儿童在有固定办学场所的公立小学就读，学校教授历史与地理等旨在增强国家构建的课程的比例也较高。本文的结果也展现了技术革新与国家公共政策执行能力之间的直接联系。主观社会地位与右翼民粹主义 |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推荐者：陆屹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陆 铭：探求不确定中的确定——复杂社会的危机及应对 | 《探索与争鸣》在复杂社会的背景下，突发性公共危机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应对城市公共危机，需要坚持充分发挥市场与社会作用、强化法治引领、坚守人文和道德底线、回应多样化需求等基本原则，同时在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危机影响预判、外来人口友好等多方面探索新的治理举措。找到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方案，大城市将能在挫折中改善治理，并更好地引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已争论多年。然而，其中一些决定因素在国际上难以衡量。本专栏回顾了来自 25 年数据的证据，认为各国根据其内部和平水平和国家能力形成持久的“发展集群”。”这是2022年的深冬，我们在回望中走向未来。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深度重构，却也令一些坚守在打破中愈发牢固，在集体记忆之中，拥抱‘我们的时代’。”
集体记忆如何塑造政治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过去是记忆的载体，集体记忆对于国内外政治具有塑造效应，但这种塑造效应往往会依据政治的需要来决定是否触发以及是否强化。对于政治家而言，如何基于特定的政治情境调动民众的集体记忆去服务于其政治目标，《集体记忆如何塑造政治》一文以韩日关系为例做了很好的回答。“政治学研究中的“历史持续性”与因果效应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长期以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忽略”了历史，一方面在于社会科学研究更关注当下，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科学目前的研究方法很难厘清历史背后的因果效应和过程性机制。随着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的兴起，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遭遇更多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回望历史”几乎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普遍选择。康奈尔大学Alexandra和Thomas两位学者顺应这一潮流，直面政治学研究中的“历史持续性”与因果效应。本文指出已有研究通过五个关键步骤来识别“历史持续性”，并发展出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分析、自然实验、用于因果推断的研究设计（包括RD、DID、IV）等定量方法，但是仍然会遭遇测量、空间依赖、试验后偏误、因果机制等方面的挑战。由于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高度依赖比较历史分析等偏定性的研究技术，这篇文章通过回顾和分析肯定了定量研究在识别“历史持续性”方面的能力，并客观指出了其中的挑战。无疑，这为我国学者探讨中国历史与现代国家塑造、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重要的镜鉴。“
（推荐者：甘 甜，硕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陈国权等：广义政府——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及其双重性 |《公共管理学报》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是广义政府，它由国家性质党组织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构构成。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与各级人民政府整合而成的广义政府兼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属性，具有“一体两性”的特征。把战争带回来：国家胜利和国家形成 |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学者们经常否定战争对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形成的影响，因为这些地区的战争动员被认为不够激烈，而国际冲突也未能选择较弱的国家。与这种传统观念相反，我认为战争可以通过胜利和失败产生的不同国家机构来影响战后的国家建设轨迹。在重新考虑了经典好战理论中战争结果的作用之后，我使用差分法来确定在拉丁美洲（1865-1913年）的一个小组中，战争的失败与胜利对国家能力水平的影响。Melissa Dell五篇代表作论“政治制度如何长期影响经济发展” | 政志专题Dell 擅长巧妙地融合该地的历史文化发展，并与计量方法相结合，使用空间断点回归分析 (spatial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亦称为回归不连续)。她也是首位在一国内，提供识别 (identification) 方法，分析制度如何扮演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以及厘清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学者。
*月度总结中的部分内容改编自《南方周末》2023年新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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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杨
5秒前：而案例（定性）和统计（定量）研究的所谓“对立”，一直在方法、立场和主题层面争辩，尚未在研究目标的专业标准意义上得到分析。
IP:62.89.3.*
Albuliwi
6秒前：理论如何能表征社会现象？
IP:48.36.9.*
黄碧玲
2秒前：这三个路径在它们的实施方法（modi operandi）、寻求的模式类型、潜在假设和面临的挑战上存在差异。
IP:15.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