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冯天瑜《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告诉你为何叫“中国”？

虎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铸剑”先驱蔡以忱》修订本（裴高才主创，2021.6）责编安芳小姐告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度好书”于2022年1月25日揭晓，当代文化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集四十年之功著述的尊作《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金榜题名。此前，还入围“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奖”2021年11月非虚构原创好书、第十一期“新华荐书”等。

《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冯天瑜、聂长顺著，中国社科出版社2021.8

社科社“年度好书”评审语这样写道：一种语言中的关键词，数量不多但居于枢纽，是一种语言意义，如同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近年“关键词”“概念史”研究中，该书以系统性、理论性，超出一般。该书选取“文化”“教育”“卫生”“几何” 等三十个词，依其生成机制，分类编排，自成体系。该书既有文化史意义，也有社会史、文明史意义，即使从语文学角度来看，其价值也不同寻常。

这部《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是在六十个关键词的基础上精选出来的新时代成果。这也是冯先生继推出《新语探源》、《“封建”论考》巨著之后的第三部 “概念史”专著。作为文化人须了解中国文化史，打开《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首先闪入眼帘的《导言》是冯先生引述清代学者的名言现身说法，云：“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冯天瑜著《“封建”论考》书影

好个 “词以通道”。词汇是表达文化意义的基本语言符号和基本单位。冯著明确指出，关键词（Keywords）蕴含某一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Key Concepts），构成人类精神网络的纽结。透过关键词这扇“窗口”，可以进入文化时空，品味具象深处的意义。

作为本书撷取的三十个“关键词”，在谋篇布局上，既独立成篇，又依生成机制，分为古典引申、语义假借、借形变义、新名创制、侨词来归、名实错位六大类，在古今东西的时空坐标上，追索其概念的生成、演变历程，诚如陈寅恪所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经冯先生授权，今天摘要分享《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中关于“中国”的文化史。

冯天瑜（右）向裴高才赠《中国文化史》

诸君可曾想过，中国叫“中国”的来龙去脉？冯著引经据典，作了系统解读

“中国”一名，三千年间沿用不辍，含义多有流变：从先秦的“中央区域”“城中”“邦国”“都城”之义，汉唐的“中土”“中原”之称，再到近代演为与世界诸邦并列的民族国家之名，不仅词形“中国”传承不辍，“居中”词义也一以贯之。

“中国”一词的初义是“中央之城”，较早出现于周初。1963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名“何”的宗室贵族之祭器），尊内底铸铭文122字，记述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铭文转述武王廷告辞云：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天下的中央），自兹乂民。

宝鸡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迄今首次发现之“中国”

据京城的朋友告知，2022年1月26日，“何以中国”文物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中外观众络绎不绝，欣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文物“何尊”。何尊铭文之“宅兹中国”，正好与《诗经·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相印证。

“中国”词义的演绎，昭显了中国人国家观念以至世界观念形成的历史——从“天下中心”观走向“全球一员”观，这正是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标志。司马迁《史记》记载汉武帝（前156—前87）派张骞（约前164—前114）出使西域即是明证，《史记》云：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

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

冯天瑜、聂长顺著《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中国社科2021.8

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诸国中并列一员的用法，汉唐间还有例证，如《后汉书》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当年并不多见。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家概念，萌发于宋代。宋不同于汉唐的是，汉唐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维持宗主对藩属的册封关系和贡赉关系，中原王朝并未以对等观念处理周边问题；赵宋则不然，北疆出现与之对峙的契丹及党项羌族建立的王朝——辽与西夏，这已是两个典章制度完备、自创文字并且称帝的国家，又与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一再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家意味。“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首次以“中国”作专论：

冯天瑜著《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目录一

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

石介虽仍持“内中外夷”观念，但已经有了国家疆界分野，强调彼此独立，“各不相乱”。宋以后，“中国”便逐渐从文化主义词语向国家意义词语转变。

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己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目录二

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更赋予“中国”以爱国主义内涵。1900年9月24日，自强氏撰《独立论》，称“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此后，此一句式广为使用，如1903年湖北留学生著文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此语1905年还写入《同盟会方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这便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呼唤“中国”，渐成国民共识。梁启超更作《少年中国说》，高唱：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